【智库动态】王振中:新发展格局明确了我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2021-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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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振中，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原副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副会长、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顾问、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政治经济学主要成员、第二届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专家工作委员会委员。

习近平总书记在《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一文中指出，进入新发展阶段明确了我国发展的历史方位，贯彻新发展理念明确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指导原则，构建新发展格局明确了我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党中央根据我国发展阶段和比较优势变化，审时度势做出的重大决策，必将对我国实现更高质量和更为安全的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新发展格局是适应世界百年之大变局的战略抉择

实现经济现代化是我们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我们前30年是在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环境下发展起来的。1987年后我们实施了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国际大循环战略，这一战略曾对我国快速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1985年为50.9%，1990年变为82.9%。中国GDP总量1990年居世界第10，2000年世界第6，2007年世界第3，2008年世界第2。但是自2016年西方发达国家拒绝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后，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部分发达经济体的政策内顾倾向激增，有针对性地实施贸易保护政策和排他性的区域贸易协定，在新冠疫情冲击下全球产业供应链发生局部断裂，国际经济循环发生着深度调整，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动能明显减弱，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从2012年的47.3%下降到2020年的31.7%，这是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外因。但是外因还是要通过内因起作用的。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内因是我国发展所具有的要素禀赋格局发生了变化：劳动力成本在逐步上升；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达到了瓶颈；商品短缺变成了商品过剩；资金短缺变成了资金盈余，外汇储备3万多亿美元，约占世界30%，全球28家系统重要性银行里我国占有4家；《财富》世界500强中我国占有1/4之多；发明专利申请量全球占比40%。以至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际组织都认为中国经济总量将在2024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①这预示着，从现在起，我们就要遵循大国的发展规律，对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的关系主动做出调整，提出引领可持续发展的新思路。

新发展格局的提出绝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和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的战略性布局。2020年7月31日政治局会议指出，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也就是说，构建新发展格局是要解决中长期问题，而不仅仅是处理经济的短期波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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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2024年中国经济总量将超过美国的说法，摘自谢伏瞻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著的《中国经济报告2020：大变局下的搞质量发展》一书所写的《代序》，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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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国际发展环境所遇到的中长期问题，包括国际贸易和投资大幅萎缩、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国际人员交往受限、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冷战思维抬头和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盛行，以及人类面临百年未遇的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的健康风险、全球气候变化风险以及金融、海洋、空间、信息、数据等安全风险。国内发展所遇到的中长期问题包括农业基础不稳固、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生态环保任重道远、民生保障和社会治理存在诸多短板，以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要求不断提高，这些要求的内容不仅仅是提高物质文化生活质量，而且要求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诸多方面。这些都会使国内产业的供给结构、需求结构、技术体系和发展动能等发生深刻变化。由此，我们可以领会到，党中央正是从持久发展的角度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高度，做出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战略调整，不仅意义重大，而且影响深远。

二、科技创新和自立自强是新发展格局的本质特征

目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加速演进，全球产业链分工格局深度调整，新一轮科学技术革命深入发展，各国都试图抢占新一轮科学技术的制高点。习近平在文中指出：“构建新发展格局最本质的特征是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这是对当今大国博弈之间关键点的准确概括。

2013年7月4日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曾刊登了一篇文章，分析3D打印技术挑战中国制造的优势。文章说：“中国官员应该从他们的卡尔·马克思必修课上了解到了，掌握生产资料至关重要。”的确如此，《资本论》明确论述到：“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①在马克思看来，现代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而所有以往的生产方式的技术基础是保守的。所以马克思把机械性的劳动资料称为是生产的骨骼系统和肌肉系统，把充当劳动对象的容器的劳动资料称为是生产的脉管系统。②今天我们沿着马克思的思路，可以把互联网下的劳动资料称为是生产的周围神经系统和中枢神经系统。知识经济时代下的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的出现，都是科学要素和技术要素互动的结果。当今大国经济之间的博弈结局关键取决于科学技术创新和自立自强的力度，因此，科学技术创新驱动就是一个大国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必然路径。

我国2006年就提出了要在2020年建成创新型国家的科学技术发展目标，但是由于在科学技术方面偏重于引进、消化、吸收，所以长期缺乏自主创新的压力和动力，技术引进与技术出口逆差巨大。例如，2017年专利技术引进金额为42.25亿美元，但出口的专利技术金额为2.87亿美元，进口与出口之逆差为39.38亿美元；引进专有技术金额为160.72亿美元，但出口专有技术金额为22.64亿美元，进口与出口之逆差为138.08亿美元。从中可以看出，我国技术引进之后的消化、吸收以至于转化，并非十分容易。

如果按行业划分，2017年-2019年期间在技术引进的前十大行业的进口方面，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和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这两项名列前茅。其中，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在三年期间的引进技术费分别为95.68亿美元、95.01亿美元、97.88亿美元。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在三年期间的引进技术费分别为89.63亿美元、86.85亿美元、53.88亿美元。潜在问题的关键在于，从上述设备的引进国家分布来看，美、日、德始终是我国技术引进的主要来源。在逆全球化的阴影中，今后我国主要的技术引进来源无疑将会受到极大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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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04页。

②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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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面临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强劲发展态势，美国启用贸易规则和技术规则，卡中国产业链的脖子，明目张胆地使用冷战时期巴黎统筹委员会的手法，在美、日、韩、台之间签署一系列协议和备忘录，成立半导体联盟，一致对中国禁运，明确实施“三个不能”的政策，即不能向中国出口高端芯片，不能用美国的设备来制造为中国提供的高端芯片，不能用美国的技术框架。在这种冷战思维下，进入2021年6月，美国围堵中国更加疯狂，6月3日美国禁止购买59家中国公司的股票。6月8日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了长达1400多页的《2021美国创新和竞争法》向关键领域提供2500亿元，应对中国的科技竞争。随后在6月11-13日的G7峰会和6月14日北约峰会，参会方都明确表示来要联合起来抑制中国的经济增长。

这些变化，必须引起我们高度的警觉，在西方发达国家围堵中国的背景下，旧的生产函数组合方式已经难以持续，自立自强的高水平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全面上升。以科学技术创新催生新发展动能，实现依靠创新驱动的内涵型增长，大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尽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这是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关键，也是巩固和增强国内大循环主体地位的不二选择。因为只有把高水平科学技术的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加快推进解决芯片等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进口替代某些关键原材料和零部件，才能巩固我国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能力，才能确保国内大循环畅通，才能以高质量供给适应引领创造新需求，才能塑造我国在国际大循环中的新优势，才能提高我们的生存力、竞争力、发展力、持续力。

在科学技术创新和突破产业瓶颈方面，习近平总书记要求“中央企业等国有企业要勇挑重担、敢打头阵，勇当原创技术的‘策源地’、现代产业链的‘链长’”。但是目前来看，国有企业离此期望还有很大差距。例如2017年我国技术进口金额方面，国有企业占7.87%，远低于外商投资企业的69.1%和民营企业的16.72%。2018年我国的技术进口金额方面，国有企业占5.93%，远低于外商投资企业的72.02%和民营企业的15.92%。2019年我国的技术进口金额方面，国有企业占20.43%，远低于外商投资企业的53.1%，高于民营企业的17.67%。与此相对应在我国的技术出口金额方面，也是国有企业落后于外商投资企业和私营企业。2017年我国的技术出口金额方面，国有企业占9.3%，远低于外商投资企业的70.29%和民营企业的15.5%。2018年我国的技术出口金额方面，国有企业占11.26%，远低于外商投资企业的60.53%和民营企业的16.78%。2019年我国的技术出口金额方面，国有企业占21.82%，远低于外商投资企业的58.75%，略高于民营企业的15.35%。这说明外商投资企业和民营企业目前是我国技术贸易市场的主体，国有企业离国家要求其勇当原创技术的“策源地”和现代产业链的“链长”的期望极不相称。这种现实差距的存在，也使国有企业更加明确了在双循环中的使命所在，就是要实现高水平的科学技术自立自强。

对于一个大国来讲，拥有原创性科学技术创新和高水平自立自强非常重要，如此不仅可以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和充分就业，而且可以有效地抵御全球供应链脆弱性所引发的断裂或断供等副作用。因为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中，商品的原材料供应过程、零部件的生产过程、产品的组装过程、产品交换过程的各个环节，高度分散在世界范围内的不同国家之间，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经历早已证实，跨国公司主导的高度一体化的全球系统在促进投资、贸易和经济增长的同时，也给负面冲击提供了蔓延的机会。尤其是当全球供应链中断时，受影响的人数远远超过发源国的受影响人数。无论是2008年的美国金融危机，还是2011年的日本海啸，以及美国对我国企业的所谓制裁，都印证了这一点。我们只有把高水平的科学技术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才能彻底解决与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的相关问题。

三、用要素和制度“双开放”助推“双循环”畅通无阻

习近平在文中谈到，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他谈到在实践中要注意防范8个认识误区，第一个要注意防范的就是片面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主张在对外开放上进行大幅度收缩。早在2020年5月、7月、9月中央就先后三次强调，面对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我们决不能被逆风和回头浪所阻，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增强国内国际经济联动效应。所谓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就是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新发展格局绝不搞关起门来封闭运行，而是着眼于促进国内国际大循环的良性互动，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既持续深化商品、服务、资金、人才等要素流动型开放，又稳步拓展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用要素和制度的“双开放”助推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畅通无阻。欲达此目的，必须具备强大的国内经济循环体系和稳固的基本盘，只要这样才能形成对全球要素资源的强大吸引力，加强国内大循环在双循环中的主导作用，塑造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在这方面，我国经济具有较为坚实的基础。我们可以根据OECDWTO所联合发布的国内增加值在最终需求里所占的比重，测度出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国内循环的高低程度。

例如在制造业的国内循环中，2015年各国制造业的最终需求中的国内增加值所占比重，中国为82.1%，比欧盟28国的76.9%高5.2个百分点，比日本的75%高7.1个百分点，比美国的66.4%高15.7个百分点。①这表明，在制造业的国内循环中，由于我国具有较为完整的工业制造体系，中国制造业的自给能力较强，国内的最终需求基本可以由国内的生产者供给提供。

但是同一时期内，在服务业的国内循环方面，我国服务业最终需求中的国内增加值所占比重与美国、欧盟、日本等经济体相比，差距较大地体现在信息技术和其他信息服务业，中国为75.20%，比欧盟28国的89.99%低14.79个百分点，比日本的87.25%低12.05个百分点，比美国的86.63%低11.43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在服务业的国内循环中，信息技术和其他信息服务业的国内最终需求有大约1/4的缺口无法由国内的生产者供给。典型的痛点就是缺芯，例如中国的华为P30手机的1631个零件中，来自中国内地制造的只有80个，占4.5%。所以在信息技术和其他信息服务业的国内循环里的国内增加值所占比重，我国与美日欧盟的差距都在11个百分点之上。可以预见，由于逆全球化的存在以及信息技术利益的博弈，如果要摆脱这种“卡脖子”局面，就必须进行高水平科学技术的创新。我们不能只满足于220多种工业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位，更要知道，在联合国260多项子产业的1200多项次级产业中，我们有600多项受制于人，600多项依赖别人。②

根据有关数据，我们看到，与美日欧经济体的服务业国内循环相比，除了信息技术和其他信息服务业，在教育和医疗的国内循环方面，我国与美日欧在这两个领域里的高水平素质差距还是存在的。例如，2015年在教育的最终需求中的国内增加值所占比重，我国为96.16%，比美国的98.68%低2.52个百分点，比欧盟28国的98.16%低2个百分点，比日本的97.58%低1.42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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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欧盟28国的数据取自杨盼盼、崔晓敏：《“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国际比较与启示》，《开放导报》2021年第1期。

②此数据摘自深圳开发院樊纲、郑宇劼、曹钟雄著：《双循环：构建“十四五”新发展格局》，北京：中信出版社，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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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例如，2015年在医疗的最终需求中的国内增加值所占比重，我国为92.79%，比欧盟28国的98.8%低6.01个百分点，比日本的98.33%低5.54个百分点，比美国的97.96%低5.17个百分点。从中可以悟出一个道理，要加强国内大循环在双循环中的主导作用，减少服务业需求外溢现象，就必须在上述的服务业差距较大的三个领域提高供给力和竞争力。因为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实践一再证实，服务业在双循环中的功能远远大于贸易商品本身的作用，围绕贸易商品的服务可以衍生出许多种类的增加值，国际经济组织的统计表明，服务业作为中间投入创造的价值占制成品总附加值的30%以上，高效的服务不仅可以提高制造企业的竞争力，而且可以更好地参与全球生产和销售网络。在服务业领域，跨国公司极具竞争力和渗透力。中国2020年服务业外商准入负面清单，取消了禁止外商投资中药饮片的规定和允许外商独资设立学制类职业教育机构，这对外商投资无疑具有吸引力。但是如果医药和教育领域无限制地开放，我国服务业在医药和教育领域的最终需求中的国内增加值所占比重就会逐渐降低，最终会消弱医药和教育这两个领域的国内大循环在双循环中的主导作用。因此，无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这个问题都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来源：《政治经济学研究》202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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