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盼，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资本论》研究室副主任，研究方向为新中国经济史、历史社会学。摘要：如何统筹发展与安全，决定着新发展格局能否行稳致远。本文首先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总体性的视角出发，分析统筹发展和安全的理论意涵，并从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两点切入，讨论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意义：从历史逻辑来看，统筹发展与安全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对发展道路加以回顾与反思的重要成果，是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下的客观诉求；从现实层面而言，统筹发展与安全是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愈发显著所采取的实际考虑。发展与安全是一对辩证关系，两者是一个整体，需要在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全面协调发展与安全。一方面利用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构建“新型举国体制”，打造“政产学研用”各方参与的创新联合体，推动国内大循环的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通过构建开放型新体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多元化的开放合作格局，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完善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治理体系，化风险于无形，实现包容性增长。
关键词：发展；安全；新发展格局；新型举国体制；对外开放
2020年以来，有关“发展”和“安全”的话题，被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将改革开放以来党所提出的理论成果高度概括为11项，其中就包括“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理论”。11月，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的说明》中，他又判断，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我国各类矛盾和风险易发期，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将会明显增多，因此要“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1]。2021年7月，他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再度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性[2]。根据这些指示精神，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简称“十四五规划纲要”）中，近百次提到“发展”与“安全”的问题，并单列一篇“统筹发展和安全 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3]。 如何定义“发展”与“安全”？通常我们会将“发展”与“经济增长”划上等号，但在高质量发展阶段，发展意味着“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高培勇，2019），除了经济继续保持较高速度增长之外，还要追求更美好的生活环境、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高质量的教育医疗卫生服务等。至于“安全”的概念，针对的是防范和化解影响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各种风险，确保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顺利推进。国家安全的基础是经济安全，内容包括优化和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自主可控[4]。对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问题，已有学者做出了专题研究（周叶中、任澎，2020；高培勇，2021；马建堂，2021；盛朝迅，2021；朱秋、李正图，2021），也有一些学者在论述“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中，对“发展”与“安全”的逻辑关系加以探讨（顾海良，2021；周文、刘少阳，2021；黄群慧，2021）。这些成果对于理解相关问题，深入推进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文首先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总体性的视角出发，分析统筹发展和安全的理论意涵，并从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两点切入，讨论当前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性：从历史逻辑来看，统筹发展与安全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对发展道路加以回顾与反思的重要成果，是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下的客观诉求；从现实层面而言，统筹发展与安全是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愈发显著所采取的实际考虑。本文进而提出新发展格局下统筹发展与安全的主要方略：从国内大循环的角度来看，应当坚持以发展解决安全问题，利用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构建“新型举国体制”，打造“政产学研用”各方参与的创新联合体，强调生产的创新驱动作用，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先导力量。从国际大循环的角度而言，应当借助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这样的对外平台，发挥我国在推进全球多边贸易进程中的引领作用，加深我国与各国之间的经贸往来，化风险于无形。[1]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的说明[EB/OL].“新华社”2020年11月3日，http://www. gov.cn/ xinwen/ 2020-11/03/ content_ 5556 997. htm。[2]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21-7-2。[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EB/OL]. http://www. gov.cn/ xinwen/2021-03/13/ content_5592681.htm。[4]新华社评论员：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国内生产供应体系确保国家经济安全[EB/OL].“新华社”2020年11月8日，http:// www. cssn.cn/ jjx_yyjjx/ yyjjx_ gd/202011/ t2020 1108_ 5212760. shtml。 马克思曾指出，“不同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每一个有机整体都是这样”[1]。恩格斯在《运动的基本形式》中也表示，“我们所接触到的整个自然界构成一个体系，即各种物体相联系的总体，而我们在这里所理解的物体，是指所有物质的存在”[2]。马克思、恩格斯均认同一个观点，即一切主体、对象、要素的社会形态都不是单个、孤立、抽象的存在，而是各要素相互影响、联系和作用的系统存在（王维平、陈雅，2021）。以唯物史观为指引，对事物发展的现实历史过程的考察必须要从整体出发，探讨事物内部与事物之间的有机联系和相互作用（郑祥福，2007）。决定马克思的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的根本差异是总体观点，这构成了马克思科学方法论的主要内容（卢卡奇，1999：27-56）。 马克思的总体观旨在将社会理解为一个整体，不同方面彼此相连。历史唯物主义实践观认为，在经验和具体的存在之外没有绝对的存在和绝对原则，一切都处于对象性的关系和对象化的过程之中，“对象和关于对象的认识在动态的总体关系和总体过程中始终是历史性的、相对性的”（罗骞，2015）。这种实践活动是开放的、有机的。马克思指出，社会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3]，要从动态发展的角度，总体性地把握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从辩证唯物的角度理解矛盾的各个方面，而不至于被必然的、封闭的理论体系所束缚。运用总体的战略思维，“防止从经济运行的单一的环节或局部的过程看待发展问题，也要避免按一时的经济变化静止地或片面地判断经济走势”（顾海良，2021）。 由马克思的总体观视角切入，可以看到“安全是发展的保障，发展是安全的目的”[4]这一重要论述，体现了党中央对发展与安全辩证关系的全面思考，两者之间并没有主次轻重之争，而是相辅相成、枯荣与共，这是由两者目标的一致性所决定的，即都力求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根本战略目标（周叶中、任澎，2020）。首先，安全是发展的保障，不安全会葬送发展的机会与成果。将“安全”因素提到重要位置加以考量，甚至超过效率和公平，这是目前制定经济政策、调整发展战略的过程中特别重要的一个方面（金碚，2021）。党中央明确提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绝对领导，健全国家安全法治体系，将安全发展贯穿国家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其次，发展是安全的目的和基础。邓小平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有全球性的战略问题，“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5]。只有国家快速发展，综合国力显著提升，才能有条件保障国家安全。发展速度一旦放缓，甚至过度强调安全而忽视发展，则会削弱物质积累，透支资源，反而影响到安全大局，阻碍国家的正常发展。总之，发展与安全本身就存在着辩证统一的关系，不能以放慢发展速度为代价维护安全，也不能以加快经济增长为理由忽视安全。 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中国在疫情发生之后，从一开始就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及时采取富有针对性的疫情阻击措施，运用制度优势面对风险。改革开放以来显著增强的综合国力，提供了应对疫情所需的物质保障，防疫物资和应急资金的投入，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奠定基础，使经济社会回归正轨，进而出现产业链供应链的回流现象，提升了产业链的完整性和安全性。反之，一旦无法对疫情的风险因素进行防范化解，则会对发展造成显著的负面影响，例如多个国家采取消极防疫的政策，试图实现“群体免疫”，最终在疫情的冲击下出现严重的经济衰退，导致社会矛盾激化、不平等现象加剧、政治极化严重等次生现象的产生，进一步影响了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也有一些国家有防疫的意愿，但在物质条件上达不到抗击疫情的能力，只能寻求与新冠肺炎病毒“共存”。这些情况从各种角度表明，安全是发展的保障条件，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因素。[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0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9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02。[4]习近平．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5-12-17。[5]邓小平文选（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05。 回顾历史可以看到，1949年以来，中央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始终围绕着统筹发展和安全这一目标，但在具体的做法上则有阶段性的差异。新政权建立之后，所面临的时代任务是既要恢复经济、发展生产，又要抵御各种风浪和威胁，维护国家安全。因此，中央一方面制定工业化的发展计划，要求“用最高的速度来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另一方面根据毛泽东提出的“积极防御”、“人民战争”、“独立自主”等战略思想，积极应对列强的战争威胁和经济封锁，不仅保卫了新生的人民政权，更建立起门类较为齐全的国民经济体系。在具体政策的运用上，老一辈领导人也体现出“发展”与“安全”并重的特征。如1949年12月，毛泽东在谈到对苏贸易条约时表示，“应从统筹全局的观点出发，苏联当然是第一位的，但同时要准备和波、捷、德、英、日、美等国做生意”[1]。这表明新政权虽然实行“一边倒”政策，但没有将国家安全寄托在苏联身上，且以积极的态度开展对外经贸合作，参与国际市场，并不拘泥于阵营之争。但是，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和美国全面介入越南战争，中国面临的安全形势愈发严峻。对此，中央领导要求将沿海地区部分优势部门向内地迁移，以“大分散、小集中”为原则，进行三线建设。这一产业布局的重大调整旨在提升国家安全等级，而不以经济发展为目标。可以说，1978年之前，中央在政策施行的过程中，由最初的“发展与安全并重”，逐步转为“安全先行，兼及发展”。 改革开放初期，党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将“安全先行，兼及发展”调整为“发展先行，兼及安全”。为了摆脱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状态，中国通过“市场换技术”的手段，大量引进西方先进技术，相对淡化了技术的自主创新，甚至一些与国防安全相关的项目也受到影响而下马，如国产大飞机和核电技术，导致关键性部件和制造设备依赖于外国公司（黄琪轩，2013：155-160）。 “发展先行，兼及安全”的方针，带来的正负效应均十分明显。从正向效应来看，中国融入了国际市场，获得了技术溢出的效益，利用劳动力、土地、基础设施、市场规模等方面的比较优势，更大程度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成为世界经济的“发动机”。另一方面，这一发展模式在为中国社会创造巨大经济价值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小的隐患。除了长时间陷于资源高消耗、生态环境恶化、城乡发展不平衡等困境之外，更“造成了低端产品产能过剩和高端技术被跨国公司垄断的局面”（贾根良，2010），尤其是在高端技术的对外依存度居高不下，严重束缚了我国工业体系在产业链供应链中的提升，增加了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风险。 当前，新冠肺炎病毒疫情仍在世界范围内肆虐，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愈发显著，新挑战新风险日益增多，安全已经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点缀品，而是必须考虑的基础前提（高培勇，2021）。从我国的情况来看，虽然在疫情防控的过程中“独善其身”，成为2020年全球唯一一个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但也不可避免面临着各类风险。在“十四五规划纲要”中，具体提到“强化国家经济安全保障”，内容包括“强化经济安全风险预警、防控机制和能力建设，实现重要产业、基础设施、战略资源、重大科技等关键领域安全可控，着力提升粮食、能源、金融等领域安全发展能力”[2]。从产业链供应链的角度来看，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稳定，是经济循环畅通的关键。维系产业链供应链的畅通，本身就是高成本高风险的。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之下，国内的产业链供应链面临着阻断威胁。为了规避风险，或者减小风险带来的负面影响，各国纷纷采取限制物资、人员和服务等要素跨境流动的政策，多数企业的关键零部件供货速度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凸显出了产业链过长、分工过细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近年来我国人工成本、土地及其他要素价格全面上涨，制造业出现加速外迁现象，进一步影响了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 另一方面，个别西方大国采取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以“国家安全”和意识形态为借口，对技术出口进行严格的限制，实施技术垄断与技术出口管制，试图压制我国工业体系在产业链供应链中的提升，缩短甚至封锁我国重点产业领域转型升级的战略窗口期。各国发展的经验已经表明，要想持续提高劳动生产率，必须推进创新驱动的内涵型经济增长（张其仔，2020）。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关键领域，真正的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个别西方大国以“国家安全”和意识形态斗争为由，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对我国高科技产业实行定点定向战略战术打击，限制我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企图将我国工业体系长时期“锁定”在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的中低端。尽管我国工业体系部门分类齐全，产业规模庞大，高科技产业发展迅猛，但仍有不少高精尖产品的核心零部件和软件系统需要进口，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问题尚未解决。西方国家对我国工业体系特别是高科技产业的重点打击与极限施压，一旦发生大规模的贸易摩擦，极易出现部件系统“断供”的情况，导致生产活动受限，对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造成负面效应。中国成功控制住新冠病毒传播，表现出在不久的将来“弯道超车”的可能性，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采取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色彩强烈的“脱钩”政策，也会造成产业链的“主观”断裂。从供求关系来看，产业链、供应链断裂导致原材料或“卡脖子”技术短缺，会构成供给环节的安全风险；生产出来的商品因为关税壁垒等问题无法售卖，则会造成需求环节的安全风险。这些风险一旦出现，即使进入后疫情时代，也有可能常态化。 综上所述，目前所面临的各类风险，会从多个方面影响到我国的政治稳定、经济生产和社会秩序。没有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就无从谈起。在充分考量历史逻辑和当前发展环境的情况下，从社会系统的全局出发，中央提出将安全发展贯穿国家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防范和化解影响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各种风险，既遵循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总体性原则的基本原理，在多重目标中寻求动态平衡，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以往道路进行回顾与反思的重要成果，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思维方式的继承与发展，在理论上具有创新意义。在继续确立“发展是执政兴国第一要务”的同时，理应将“安全”置于同等地位加以重视，“安而不忘危，治而不忘乱”。————
[1]毛泽东文集（第6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35。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EB/OL]. http:// www. gov.cn/ xinwen/ 2021-03/13/ content_ 5592 681. 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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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也没有变，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依然突出。要解决各类风险隐患，首先要在高质量发展上做文章。中央明确要求，“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这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发展环境、发展条件变化做出的科学判断。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生产生产着消费：（1）是由于生产为消费创造材料，（2）是由于生产决定消费的方式，（3）是由于生产靠它起初当做对象生产出来的产品在消费者身上引起需要”[1]。在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生产在经济循环中的决定性地位将会被继续强化（周文、刘少阳，2021）。中央提出新发展格局，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以实现国民经济体系高水平的完整性为目标，突出重点，抓住主要矛盾，着力打通堵点，目的在于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和完备产业体系，创造有利于新技术快速大规模应用和迭代升级的独特优势，充分发挥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因此，需要立足产业规模优势、配套优势和部分领域先发优势，通过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供给水平，增强供给体系的韧性，解决各类“卡脖子”和瓶颈问题，畅通国民经济循环（郭冠清，2021）。 具体而言，以中美贸易战和疫情防控为镜鉴，证明了“建链”“强链”“固链”的重要性。只有打造具有更强创新力、更高附加值、更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把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才能实现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的安全目标。对此，应当充分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借助“新型举国体制”，打造“政产学研用”各方参与的创新联合体，有序推进创新攻关的“揭榜挂帅”体制机制建设，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推动双循环背景下的产业转型升级，推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中央多次提出，要“注重发挥新型举国体制在实施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中的作用”。与传统的举国体制相比，新型举国体制强化市场机制的作用，通过市场机制反映资源的供求状况，有效进行生产和流通方面的调节，运用市场方式和经济手段来解决预算投入、利益分配等问题，实现生产要素和资源的有效配置。同时，新型举国体制打破政府单一主体的管理和参与模式，充分发挥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作用，促进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形成政府、企业、高校、研发机构及用户共同参与的“政产学研用”五位一体的协同创新模式，将国家的重大科技创新战略、目标考核、社会动员、资源配置与运用市场激励机制有机结合，共同发挥优势作用，形成具有激励性、系统性的产业技术创新研发环境。 产业链的形成和提升并非完全市场自由竞争的结果，而主要由那些位于技术高端的企业在本国政府支持下构建起来的。为了能够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制度优势，使之“落地生根”，可赋予中央企业或大型国有企业“链长”重任，整合各类资源，吸引民营企业、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国家实验室、用户等广泛参与，打造“央企/国企+”的创新联合体，集中力量攻关重大课题，形成突破核心技术的强大体系支撑（林盼，2021）。作为“链长”的企业，应努力发挥“头雁”领飞作用，通过提供联结条件或者技术支撑，组织协同攻关和共性技术研发等多种方式，形成具有更强创新力、更高附加值、更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黄群慧、张弛，2021）。同时，要超越企业立场看问题，组织协调各方力量攻关克难，大力推进面向市场领域中的交叉融合与原始创新，实现要素集成、流程优化、技术研发、人才培育等复合型战略目标，必要时甚至牺牲一些自身利益做铺路石，为全链发展谋篇布局，使之成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原创技术策源地。相关职能部门也应适当调整和改革企业考核与评价机制，将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推动产业自主创新纳入到新考核指标体系中。 实践证明，应对重大风险需要强有力的制度提供保障，“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机制能够有效防范和成功应对重大风险（朱秋、李正图，2021）。通过发挥制度和市场优势，完善科技创新组织机制，探索企业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合作新模式，使之成为创新的需求提出者、过程组织者、成果应用者，应当成为下一阶段政策制定的突破方向。————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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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借助“国际大循环”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用开放实现安全
在马克思看来，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必然性要求不断扩大市场，世界市场“成为这种生产方式本身的产物”，“世界市场不仅是同存在于国内市场以外的一切外国市场相联系的国内市场，而且同时也是作为本国市场的构成部分的一切外国市场的国内市场”[1]，并不存在分割开来的“国内循环”和“国外循环”（刘洪愧，2021）。根据马克思的社会化大生产理论，分工与协作所产生的普遍联系是生产力社会化的基本存在形式，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政策割裂了世界分工协作产生的普遍联系，违背了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化大生产规律，将会造成人类发展史上生产社会化进程的倒退（洪银兴、杨玉珍，2021）。 风险无处不在，但又不能为了避免风险而实行“关门主义”。2020年，中央提出要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有舆论错误地解读为“关起门来自给自足”或“闭关锁国”。对此，习近平多次指出，新发展格局决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要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形成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2]。新发展格局的提出，一个重要目标是在中国的开放型经济和世界经济之间搭建桥梁，双方良性互动、取长补短，“要用顺畅联通的国内国际循环，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形成更加紧密稳定的全球经济循环体系，促进各国共享全球化深入发展机遇和成果”[3]。“十四五规划纲要”对高水平对外开放、开拓合作共赢新局面提出具体要求，内容包括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等内容。此外，还有若干条与对外开放密切相关，比如促进科技开放合作、加强国际产业安全合作等。在扩大开放的过程中关注安全问题，充分表明我们希望能够获得更高质量、更高水平的开放。从这个意义上讲，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目的正是要用开放的手段实现安全目标，发挥中国在推进全球多边贸易进程中的引领作用，化风险于无形，实现包容性增长。 现今，我国经济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应当主动对接国际市场需求，积极参与全球竞争与合作，实现企业发展水平的跃升。“十四五规划纲要”具体表示，支持企业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提高跨国经营能力和水平。以“一带一路”建设为纽带，塑造以中国制造、中国创造为关键技术谱系的国际生产体系。企业应当以更加主动的姿态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推动技术和标准输出，形成代差优势、先发优势，不断抢占技术制高点、掌握行业话语权，在生产组织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上走在前列，推动企业向产业链供应链的治理者和控制者转型，培育“链主”企业和“隐形冠军”。 在这一方面，有必要强调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重要作用。作为新时代中国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要战略选择，进口博览会的持续举办，彰显了中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决心。通过改善供给结构、帮助发展中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等方式，推动全球经济发展，体现了中国寻求互惠共赢、实现共同发展的诚意和决心，堪称利他性贸易合作政策的典范。在双边合作方面，进博会涉及到一系列的商务、外交、两国的政策协调等问题。和贸易伙伴国签订自贸协定是现阶段最流行的合作方式。通过签订自贸协定，签订双方的产品可以更低的关税、更便捷的途径、更低的交易成本进入对方市场，达到互利互惠。可以预见，随着进博会的每年举办和影响的逐步扩大、参展国从中获得的效益逐渐增加，这些国家会进一步加深和中国的经贸关系。进博会作为高水平开放的重要举措，体现了中国寻求互惠共赢、实现共同发展的诚意和决心，其溢出带动效应将会自由贸易和多边贸易体制的维护、创新包容的开放型世界经济体系的建设提供有力的支撑（李培林、林盼，2020）。 当然，大门并非开得越大越好。改革开放初期以市场换技术的策略，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安全的重要性，导致核心技术受制于人，造成严重的风险隐患。“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优化区域产业链布局，引导产业链关键环节留在国内。这里的“引导”并非强制，而是需要通过完善政策体系，创新产业承接机制，提高产业承接能力，优化产业发展环境，加大对创新驱动、人才引进等方面扶持力度，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来实现。越是重视安全，越要走开放之路；越要开放国门，越要以创新发展保障安全，其中蕴含着鲜明的辩证关系。————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39.
[2]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N]. 人民日报，2020-8-30。
[3]刘鹤. 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N]. 人民日报，2020-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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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习近平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既通过发展提升国家安全实力，又深入推进国家安全思路、体制、手段创新，营造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安全环境，在发展中更多考虑安全因素，努力实现发展和安全的动态平衡[1]。安全的重要性，当前已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按照高培勇（2021）的理解，“构建新发展格局与统筹发展和安全实质是一脉相承、彼此呼应的统一体。之所以要构建新发展格局，其根本出发点就在于统筹发展和安全”。如何统筹发展与安全，“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将决定新发展格局能否行稳致远。 发展与安全是一对辩证关系，两者是一个整体，相辅相成。在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应加强经济安全风险预警、防控机制和能力建设，实现重要产业、基础设施、战略资源、重大科技等关键领域安全可控，增强产业体系抗冲击能力。为此，需要推广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使用，推动相关部门和企业建立完善的安全防护体系，强化互联网平台的技术标准建设，制定技术风险处置预案，推进监管信息互联共享、数据共享，形成广泛的信息披露网。同时，支持制造业的数字化改造，提高企业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关键工序数控化率以及工业电子商务普及率，进一步完善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的参考架构，实现设备、数据的兼容连接，推动主要设备和业务系统上云，打通企业内外信息流、数据流、业务流、资金流，推进企业资源共享、能力协同（方晓霞、李晓华，2020）。 同时，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以发展解决安全问题，制定前瞻性、发展性的产业政策，选择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方向进行重点投入，为提高各行业的竞争力和安全性贡献智慧。为此，需要建立以市场为导向、企业为主体、政策为引导的“新型举国体制”创新体系，构建“央企/国企+”的创新联合体，通过项目合作、产业共建、搭建联盟等方式，形成工程项目、应用研究和技术研究“三位一体”的科创平台。 此外，经济全球化仍是时代主流，应当通过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积极与国际经济贸易投资规则接轨，推动实现全球要素的有效配置。为此，需要通过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一带一路”建设这样的对外平台，扩大市场来源，形成产品的优势互补，在满足我国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需要的同时，促进我国相关行业的升级和发展，带动全局性服务体系的规范化建设；同时，通过打造多元化的国际经贸服务合作平台，把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紧密结合起来，把中国深度开放和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紧密结合起来，形成“共赢”态势。————
[1]习近平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坚持系统思维构建大安全格局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坚强保障[EB/OL]. http:// www.xinhua net.com/ politics/ leaders/ 2020-12/ 12/c_ 112 6852 70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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